为了“养”麻雀而种谷子？周围的农民们没人会这么干，但他们早就习惯了安金磊的“另类”——7年前，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包下村子边缘常年无人问津的一块土地，开始了自己的有机农业试验。比起7年前，比起周围的田野，安金磊的四十亩农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。

发现鸟巢，喜不自禁 记者徐楠／图

　　棉花的神话

　　安家的棉花对乡亲们来说，几乎就是一个神话。

　　在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，大部分人家遵循着同样的生存模式———青年人进城打工，但除了供养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，很少有更多余钱拿回村里；父母带着孙子们在家耕作，小麦是全年的口粮，而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，就是老人看病、孩子上学、一家老小买日用品的来源。

　　2006年入秋，马屯镇几乎所有的棉农都皱着眉头。收获季节开始了，但连续两个月的伏旱让棉株干渴不已，严重的已经成片死亡。

　　黄昏时分，安金磊经过金顺（化名）的棉田。金顺正在向经过的乡亲打听棉花的行情：“咋样啊？有消息没？”

　　“有说是两块七八的。没人来收咱也不知道啊！”

　　棉花的行情，是整个收获季节最重要的话题。

　　金顺望着自家的棉田——棉株只有半人高，在干旱中挣扎了两个多月后，不断显出枯萎的红褐色。而在安金磊的棉田里，一片油绿的棉株，直长到人的胸膛那么高，不但看不到一棵病株，还开着大朵的花儿，不断生出新的棉朵。

　　马屯镇的人们已经习惯了———2004年的大面积枯黄萎病中，这片棉田也是如此。那一年绝收的棉农不在少数，病株占到三四成已经幸运。可安家的棉花保持着最适宜的含水量（9％潮度），亩产达到400斤，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看新鲜。

　　2006年已经没人来看热闹了，金顺对安金磊匆匆点点头，便忙着继续打听棉花行情去了———他2005年就已经放弃了向安金磊取经的想法。

　　2005年，金顺和其他乡亲们一起，得到了安金磊分赠的自育棉种。他喜滋滋地种下去，长势却跟往年差不多。

　　再问，他就觉得安金磊的做法“不靠谱”了。

　　在金顺眼里，一个好农民是不应该让土地闲着的，“岂不耽误了收成？一家人就靠这几亩地，能多种就多种几茬。”可每年，安家的土地都轮流休耕至少三个月。休耕期间，他专门让土壤长草，涵养地力。安金磊说，“土地跟人一样，不能总干活不休息啊。”

　　金顺家每年都用买来的种子，“那是专家研究出来的，能抗病虫害，收得还多”，但安金磊宁愿相信土生土长的、“经风雨多年”的种子：“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，肯定最适应这地方。”

　　金顺在收获期来临之前打杀虫剂，每亩成本几十元，但安金磊从来不打。他的棉田边上，玉米和芝麻像卫兵一样排成直线。“蛾子更喜欢玉米，有了玉米就不往棉花上去了；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，会远远地躲开，棉花也就沾光了。”原来是一个诱引、一个驱避。

　　金顺觉得，自从有了农药，“蚯蚓那东西就不打紧了，有没有也不耽误多打庄稼”。但蚯蚓是安金磊最看重的朋友之一，蚯蚓能松土啊，他趴在地上细看土壤，脸几乎要挨到地面。

　　于是，金顺和更多的乡亲们，继续他们十余年来的种植方式。买杂交种子、转基因种子，加化肥加农药加除草剂，再加大型机械化，用安金磊理解的话说：“农民受到压榨，只好再去压榨土地”。

　　2006年，金顺家用于棉田的杀虫剂和除草剂成本，比起三年前高了10％左右，但伏旱后依然大面积减产，而安金磊的棉田稳产了8000斤，能给他带来近4万元收入——同村里即便是两个儿子出去打工的人家，也不过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。他的棉花，在绒长、抗拉的性能方面是明显优于其它棉花的。今年，他的棉花已经被一家纺织厂商全部订走，准备做成内衣出售，收购价是每斤4.5元。而市价是每斤“两块七八的样子”。

　　小院里的循环

　　在东紫龙村，平均每家操持着十余亩土地，春天撒种秋天收获，中间打几次药，其余时间就可以就近打零工了。在工地包点活儿、做装修、跑运输，甚至搬运、烧砖，46岁的张国富说：“田里的活不耽误，额外还有一两百块钱的收入，干吗不挣？”

　　安金磊的力气，全部花在土地上。天刚亮，5点钟，安金磊夫妇起床。6点之前，安金磊一定会赶到几里外的田里，去听虫子的叫声。早晨昆虫活跃，他一听就知道土层里的生物是否丰富。“一定要有虫剌蛄（一种昆虫），它们是帮你间苗的，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。”而其他农户的田里，早已听不到任何虫子的鸣叫。同样赶早下田，只是为了更多地趁着天光干活。

　　40亩土地，只有夫妻两个人，春天一人一把锹，撒粪肥，一个从南头撒起，一个从北头撒起；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，摘棉花，一个从南头摘起，一个从北头摘起。偶尔擦身而过，说上一半句话。更多的时候，头也顾不上抬。晚上，人们吃过饭、开始看电视的时候，实在是黑得什么看不清了，夫妻俩才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安家的晚饭，经常在八九点钟。

　　他们的小院在一条土巷子深处。三间砖房大屋，一个月洞门，和一棵大枣树笼罩下的后院。房子是十年前盖的，在村里属于中上水平。

　　表面上，安家和别的农家院并没什么不同。住上一天，就知差别———洗碗用丝瓜瓤，烧水用玉米棒，洗头用碱面，每天进门，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，放进新沏的茶壶；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粉擦一遍，油污便干干净净，清水一冲即可。用后的玉米面粉拌上瓜果菜皮，就成了狗的美餐。玉米、芝麻、棉花等的秸秆全部留下，成为来年的堆肥原料。

　　安金磊床下住着一只蟋蟀，每晚“唱歌”。房顶上的容器专门用于接雨水喂鸟。女主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，灯绳上趴着一只蝉。安金磊进门洗手，脸盆从来是斜着放的———他只舀一瓢水。

　　存款在一天天增多，但他搞不清楚有多少，这数字对他也没有什么意义。除了电话费和孩子上学的费用，这个家庭很少有生活消费。“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嘛！”他的屋子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。老式单人沙发，木头方桌，木板床。有电视，但十几天都不开一次。二十年前的金星电视机，只能手动切换8个频道。一般的农舍里常挂着电信或移动公司赠送的年画，安金磊家的墙上是两幅字：“持身同铁汉，慎语学金人。”

　　着急起来，安金磊在人前会打嗑巴。但面对土地时，总能听到他在喃喃自语。

　　收芝麻时念叨的是：“（芝麻）这东西真有意思———”

　　蟋蟀声起，又听到他的喃喃自语：“这多好，不用电就能听到音乐。”

　　“傻蛋出来了”

　　“磊子？那可是个犟种。”同村的张大爷这样评价安金磊。

　　十五年前，安金磊走出农校，在国营农场当技术员，开始种植西瓜。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，在多年后依然记忆犹新：“太难闻，开了一瓶，就再也受不了了。”

　　他凭本能觉得：这样的东西用下去，“土地肯定很难受，植物肯定很难受。人们常常把大地比作母亲，往土壤里施除草剂，不就好比往母亲身上投毒吗？”

　　接着，一个买瓜者的话吓了他一跳：“孩子中考，买了几个西瓜吃，就高烧不退趴下了。到医院一查——呋喃丹中毒。”（呋喃丹：最常见的农药之一，用于杀虫。）

　　安金磊开始偷偷改用鸡粪、叶面肥和营养液。

　　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，他回到村里。村子边缘的40亩，因为路远地薄，近乎废弃，往年一般都包不出去。那一年竞标，有人出十几元（每亩土地的承包款），有人出6元，还有出2元的。安金磊开口出了50元。

　　当时就有人说：“傻蛋出来了。”

　　当同村人按照习惯、撒种前开着拖拉机施化肥时，他用的肥料袋子上却写着“有机肥”。从买有机肥开始，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试起来。

　　两三年过后，他开始自己堆粪肥了，拉着板车，到别的村去收羊粪、鸡粪。

　　但那个时候，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。

　　不爱说话的安金磊，几乎天天读书入夜——《中国棉花景气报告》、《中国生态农业》、《濒临失衡的地球》、《自然不可改良》……，还有老庄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同一。”这些书让他想到：“到底农业的功能在哪儿？她不仅是一个生产的功能，更有生态的功能。”

　　2002年前后，安金磊开始求助于专家。他坐火车到北京，找到农业大学，教授们说我们现在只有有机农业的理论，实践还很少，临别送给他一本书；又找到农科院，还是送给他一本书，推荐去找国内的有机农业认证中心，结果又是给了一本书。“谁都说这是好事”，但紧接着好几个人都诚心诚意地说：“这不是你个人能搞的事，太累不说，也搞不成，没有效益。”

　　从北京回来，他依然沉默。他的棉花，每年都比别人家产量低，但他知道：这片薄田的土壤在一天天健康起来。“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，虫剌蛄、蚯蚓都回来了，地里生出小草了！”

　　在国际有机农业的通行标准中，化学耕种的土壤至少要经过3－5年无毒无害的恢复期。六七年平静地过去了，2004年，罕见的灾年让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，他将村边的薄田涵养成了一块宝地。那一年，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亲自驱车而来，在他的田地里“咔嚓咔嚓”地拍着照片。

　　那一年他很忙，把自己育出的棉种分赠村里的乡亲们。安静的小院有人上门来攀谈，话里话外的，只是想得到一些种子。

　　如前文所述，人们种下种子，却很难做到一整套的自然农法、精耕细作。于是，安金磊依然是个独行者。

　　“全县麻雀大会”

　　高高的玉米秆后面，只看到一条黑影，尖啸声划过小米地———人声惊动了一只鹰燕，它从谷子地边缘腾起来，沿着玉米秆一线飞走了。

　　鹰燕飞起的地方，安金磊咧着嘴在笑———鹰燕是鹰的一种，专爱吃麻雀。它来了，证明这里麻雀多，而麻雀多，是足以让他喜上眉梢的事情。不久前的一个场景让安金磊不忍回忆：“我在拉羊粪的路上看到两亩谷子，田里面纵横交错地拉着很多网，用竹竿撑着，显然是防止麻雀等鸟类来吃谷子的。让人痛心的是：上面沾着很多麻雀和燕子，燕子是不吃草的，它们吃谷地里的蛾子。它们都已经死去了，经过了很多挣扎，最后绝望地累死，在上面吊着，翅膀被卡着，实在是惨不忍睹……”

　　三年前的另一个场景，留给夫妇俩的记忆同样新鲜如昨：安家田里的积水渗到田边的车轮印里，形成一个浅浅的水洼，几千只燕子围在边上抢着喝水！它们挤挤挨挨，喝饱了的还不肯离开，有的蘸着水梳洗羽毛，有的跳闹嬉戏。这水，并无其他特殊之处——除了无毒。鸟儿们的欢乐，是因为它们终于喝到了不含化肥溶解物的水。

　　从2006年开始，安金磊为鸟儿们播下了谷子。鸟儿们不但是安家的客人，更是棉田里椿象、蚜虫们的天敌。它们帮了安金磊，使得这片从不施用杀虫剂的棉田，基本不闹虫灾。

　　每天早晨，四亩谷子地的上空，成百上千的麻雀、燕子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。远远看去，刚刚展露金黄色的谷子地，会因大批鸟儿的停驻变成灰褐色。一旦受惊飞起，“扑棱棱”的翅膀声连成密密一片。安金磊一边收获旁边的棉花地，一边和妻子说笑：“全县的麻雀在开会呢。”

　　而一个月前，四亩谷子地里开的，还只是“全镇的麻雀大会”。

　　2004年，这个从未离开田地的农民，成为着力推广有机农业的香港公益机构———社区伙伴———的座上宾，之后，他受邀出访泰国，还在云南、四川登上了“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”论坛的讲台。2006年12月，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、天涯社区和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“2006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”评选中，安金磊成为32名入围者之一。

　　■记者手记

　　安金磊，小概率事件？

　　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，只与自然共存，这也是他的理想。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，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，活得非常自在。

　　对于农民个人来说，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，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———心无旁骛，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？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，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——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，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。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，但调研证实：国家为此支付的巨额财政收入，只能有15％落入农民的腰包。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，对土地、对环境、对生态的特殊责任，比起改善生计、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，实在是一种苛求。多少年来，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，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。

　　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，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———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。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，这对一般农民来说，太长太长了。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———以前有过很多，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。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，但对砍树的人来说，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，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，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，卖了钱落袋为安。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。

　　所以，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。

　　但他是一个挑战，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，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。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？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？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？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？他给出的回答，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：我们与自然、与世界之间，究竟是怎样的关系？取舍得失之间，是怎样的关系？

　　我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，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———况且是成是败，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。相信有很多人会说：完全就是苦行僧嘛。这样说的人，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、过得那么有滋有味。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，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。就算他无以为继，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。（录入：陈利明）